傳聞法則與被告的反對詰問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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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二年
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，係為保障
被告之反對詰問權，採納英美之傳聞法則，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
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其本
質雖屬傳聞證據，依傳聞法則，原均無證據能力，立法者以「被
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在法官面前所為陳述」，係在任意陳述之信
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，而例外對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
判外在法官面前所為陳述」賦予證據能力，另以刑事訴訟法規定
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、實施公訴，依法有訊問被告、證人、
鑑定人之權，且實務運作時，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
得之陳述，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，不致違法取供，其可信性
極高，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為由，而對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
檢察官所為之陳述」，例外設定其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時，得
為證據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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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查原判決以詢問時間較
先，認定證言較為可信，逕行排除證人黃進忠於審判中依法定程
序具結後所為之陳述，此部分之論敍有違背證據法則之可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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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原判決採取黃進忠在警詢之陳述作為認定上訴人
之犯罪證據，而捨棄黃進忠在原審立於證人地位所為陳述，就採
用其在警詢之陳述部分，雖於理由內載稱：「本院審酌證人黃進
忠剛被查獲時，外力干擾之影響較少，且較少考量利害得失，參
以記憶較清楚，……，其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，客觀上應具有較
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亦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，依上揭規定
，其於警詢中之證言自有證據能力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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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被告以外之人
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與審判中不符時，
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
必要者，固得為證據。惟其先前之陳述，須經證明具有較可信之
特別情況，始符合上開規定，不得單憑警詢距案發時間較近，或
以證人事後有承受外界干擾而受污染之虞，即逕謂於警詢之陳述
較為可採。
否則，將造成因警詢之時間順序通常在先，該審判外
陳述之證據價值，反優於審判中經具結、詰問等程序所為陳述之
不當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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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，係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
判中，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，到場具結陳述，並接受被告之詰
問，而其陳述與先前在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
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而言；故法院應依審判中及審判外各陳述外
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，比較前後之陳述，並於判決理由內詳述其
採用先前不一致之陳述的心證理由，始為適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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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被告以
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是否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而
具有證據能力，法院應就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及在檢察官面
前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，比較判斷之，然後於判決
理由內明確記載其採用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之心證理由，方為
適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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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被告之反對詰問權，又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「非
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」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
人權及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，不容任意剝奪。故上開所
稱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及於偵查
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，實質上應解釋為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
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，如法官於審判外或檢察官於偵查中訊
問被告以外之人之程序，未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
機會，除非該陳述人因死亡、或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
、或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、或到庭後無正
當理由拒絕陳述外，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
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，否則該審判外向法官所為陳述及偵查中
向檢察官所為陳述，均不容許作為證據，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
權，並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六條之規定意旨；